台灣推動遺體捐贈已有 27 年的歷史,人們漸漸接受奉獻軀體作為醫學教學研究、利益醫療發展的觀念。除了捐贈者與家屬的大捨之心以外,醫學院師長,也將大體老師的教學,除了專業的醫學病理之外,還有彌足珍貴的人性關懷。

另類疫情!教學遺體捐贈創新低

2021 年 5 月台灣因新冠本土疫情爆發啟動三級警戒,醫院進出管制措施趨嚴,彰化地檢署檢察官遇到合適捐贈大體的案件,無法向家屬宣導捐贈遺體供教學使用,使得 2021 年一整年大體捐贈只有 3 件,為近年新低。

奉獻醫學教育的大體老師

遺體捐贈者,是捐贈死後身軀,發揮生命最後的使用權,供醫學院學生在解剖課上使用的往生者,吾人尊稱為「大體老師」。

在醫學生大三解剖學課時,是大體老師帶他們領略人體的奧祕;也讓外科醫生因為大體老師的奉獻,可以在大體老師身上,進行「模擬手術」,練習出純熟的術式。

囿於傳統觀念 教學遺體來源少

早年台灣醫學界解剖學教學的遺體,以非自願者為主,包括來自檢警單位提供的無名屍、孤身在台灣的單身榮民、在安養院往生的孤獨老人,乃至伏法的死刑犯。對於逝去的親人,華人普遍觀念是「入土為安」、「保留全屍」,在與傳統觀念相衝突的情況下,供教學用的遺體取得更加困難。

把遺體當「教具」 未曾想過「他是誰」

在沒有推廣遺體捐贈的年代,數十位學生才能分配到一具遺體,花蓮慈濟醫院外科教授李明哲,回想他的醫學生時代,是跟 28 位同學共用一具遺體。傳統的解剖學只重視專業知識的傳授,把「遺體」當作「教具」,李明哲說:「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,這個cadaver(屍體)從哪裡來?那時候只覺得很自然,反正醫學院會提供讓我們來學習。」

自願捐贈遺體風氣在台灣開啟,始於慈濟 1994 年成立慈濟醫學院的契機,依照學習進度,醫學生在大三要進行大體解剖課程,因此,慈濟醫學院在兩年後,也同樣將面臨教學遺體短缺的問題。「那時我去找花蓮地檢署檢察官,告訴他們如果有無名屍,請讓我們知道。」首任解剖學科主任曾應龍回憶。

大捨行動 逆轉傳統觀念

關鍵性的時刻就在當年底發生了,一位家住彰化 52 歲的林蕙敏女士,因乳癌病重,本想捐贈器官的她想到「自己病了,器官也壞得差不多,恐怕是沒什麼利用價值。」得知慈濟醫學院成立,她主動致電校方,表達捐贈遺體做解剖教學的意願。隔年二月初,林女士去世完成遺願。慈濟大學創辦人證嚴法師公開表揚林蕙敏的善行,讓「人生只有使用權,沒有所有權」、「化無用為大用」的觀念廣為流傳。因此慈濟醫學院成為全國第一個大體解剖課程的遺體,都來自當事人自願捐贈,每四到五位醫學生,就能分配到一位大體老師,可以親手操作,累積行醫的經驗值。

有人拒絕身體被支解破壞,怕痛或者赤祼被看見,特別是女性,這也是大體捐贈在觀念上最難突破的地方。在慈濟開啟捐贈風氣之前,台灣女性教學遺體的比例少於 5%;然而在慈濟大體志願捐贈者中,女性所占比例高達 41%,每年簽署捐贈志願書的女性,更是男性的兩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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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種做法能兼顧情理,讓生者心安、亡者靈安?

即使現在風氣漸開,捐贈遺體也並非自動成為人們的選擇,許多醫學院也還是十幾個學生使用一具遺體。根據台灣北區 7 家醫學院遺體捐贈聯絡中心統計顯示,台灣每年捐贈大體的人數僅有 500 多人,平均每 15 位醫學生共用一具大體學習,相當程度影響學習的效果,成為醫學教育上亟待解決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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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論是遺體或器官捐贈,一般人基於傳統信仰或孝道的理由,讓兩者在推行上都遭遇到阻力,何種做法能兼顧情理,讓生者心安、亡者靈安,或許是這種新的遺體處理模式,能否引起共鳴而得以不斷延續的關鍵。

當學生遇見家屬

當手術刀劃在大體老師身上,醫學生不僅學習到醫學知識和臨床技術,也藉由與大體老師及其家屬的連結,體認感恩及尊重的意義。

大體老師的心願

「有一天你們真的能在我身上動刀子的時候,也是我心願圓滿的時候。」- 李鶴振

「全人」的醫學教育

大體老師的善念和遺愛,讓醫學院解剖課不只是醫療課程,更是一場生命教育。

師者與家屬之心

「成為醫師,不只憑自己的聰明才智,要知道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多少人的幫助。」- 王曰然

製作團隊

企劃、撰文|崔菊芬、石筱薇
視覺設計、網頁設計|徐昱婷、曾釋嫻
採訪|陳明輝、楊景卉、洪駿達
攝影剪輯|鄧志銘、林建利
平面影像|蕭耀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