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推動遺體捐贈已有 27 年的歷史，人們漸漸接受奉獻軀體作為醫學教學研究、利益醫療發展的觀念。除了捐贈者與家屬的大捨之心以外，醫學院師長，也將大體老師的教學，除了專業的醫學病理之外，還有彌足珍貴的人性關懷。
另類疫情！教學遺體捐贈創新低
2021 年 5 月台灣因新冠本土疫情爆發啟動三級警戒，醫院進出管制措施趨嚴，彰化地檢署檢察官遇到合適捐贈大體的案件，無法向家屬宣導捐贈遺體供教學使用，使得 2021 年一整年大體捐贈只有 3 件，為近年新低。
奉獻醫學教育的大體老師
遺體捐贈者，是捐贈死後身軀，發揮生命最後的使用權，供醫學院學生在解剖課上使用的往生者，吾人尊稱為「大體老師」。
在醫學生大三解剖學課時，是大體老師帶他們領略人體的奧祕；也讓外科醫生因為大體老師的奉獻，可以在大體老師身上，進行「模擬手術」，練習出純熟的術式。
囿於傳統觀念 教學遺體來源少
早年台灣醫學界解剖學教學的遺體，以非自願者為主，包括來自檢警單位提供的無名屍、孤身在台灣的單身榮民、在安養院往生的孤獨老人，乃至伏法的死刑犯。對於逝去的親人，華人普遍觀念是「入土為安」、「保留全屍」，在與傳統觀念相衝突的情況下，供教學用的遺體取得更加困難。
把遺體當「教具」 未曾想過「他是誰」
在沒有推廣遺體捐贈的年代，數十位學生才能分配到一具遺體，花蓮慈濟醫院外科教授李明哲，回想他的醫學生時代，是跟 28 位同學共用一具遺體。傳統的解剖學只重視專業知識的傳授，把「遺體」當作「教具」，李明哲說：「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，這個cadaver(屍體)從哪裡來？那時候只覺得很自然，反正醫學院會提供讓我們來學習。」
自願捐贈遺體風氣在台灣開啟，始於慈濟 1994 年成立慈濟醫學院的契機，依照學習進度，醫學生在大三要進行大體解剖課程，因此，慈濟醫學院在兩年後，也同樣將面臨教學遺體短缺的問題。「那時我去找花蓮地檢署檢察官，告訴他們如果有無名屍，請讓我們知道。」首任解剖學科主任曾應龍回憶。
大捨行動 逆轉傳統觀念
關鍵性的時刻就在當年底發生了，一位家住彰化 52 歲的林蕙敏女士，因乳癌病重，本想捐贈器官的她想到「自己病了，器官也壞得差不多，恐怕是沒什麼利用價值。」得知慈濟醫學院成立，她主動致電校方，表達捐贈遺體做解剖教學的意願。隔年二月初，林女士去世完成遺願。慈濟大學創辦人證嚴法師公開表揚林蕙敏的善行，讓「人生只有使用權，沒有所有權」、「化無用為大用」的觀念廣為流傳。因此慈濟醫學院成為全國第一個大體解剖課程的遺體，都來自當事人自願捐贈，每四到五位醫學生，就能分配到一位大體老師，可以親手操作，累積行醫的經驗值。
有人拒絕身體被支解破壞，怕痛或者赤祼被看見，特別是女性，這也是大體捐贈在觀念上最難突破的地方。在慈濟開啟捐贈風氣之前，台灣女性教學遺體的比例少於 5%；然而在慈濟大體志願捐贈者中，女性所占比例高達 41%，每年簽署捐贈志願書的女性，更是男性的兩倍。
何種做法能兼顧情理，讓生者心安、亡者靈安？
即使現在風氣漸開，捐贈遺體也並非自動成為人們的選擇，許多醫學院也還是十幾個學生使用一具遺體。根據台灣北區 7 家醫學院遺體捐贈聯絡中心統計顯示，台灣每年捐贈大體的人數僅有 500 多人，平均每 15 位醫學生共用一具大體學習，相當程度影響學習的效果，成為醫學教育上亟待解決的問題。
不論是遺體或器官捐贈，一般人基於傳統信仰或孝道的理由，讓兩者在推行上都遭遇到阻力，何種做法能兼顧情理，讓生者心安、亡者靈安，或許是這種新的遺體處理模式，能否引起共鳴而得以不斷延續的關鍵。
當學生遇見家屬
當手術刀劃在大體老師身上，醫學生不僅學習到醫學知識和臨床技術，也藉由與大體老師及其家屬的連結，體認感恩及尊重的意義。
大體老師的心願
「有一天你們真的能在我身上動刀子的時候，也是我心願圓滿的時候。」- 李鶴振
「全人」的醫學教育
大體老師的善念和遺愛，讓醫學院解剖課不只是醫療課程，更是一場生命教育。
師者與家屬之心
「成為醫師，不只憑自己的聰明才智，要知道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多少人的幫助。」- 王曰然